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
年輕的印尼移工納多與凱蒂，雖然在台灣工作的重要目的是為賺錢養家，但他們也體認到不應虛度光陰，他們透過空中大學、中文課程等機會，在台灣自我提升。
文：官安妮、陳翰堂
卡蒂妮（Raden Adjeng Kartin）i：「Habis gelap terbitlah terang」（黑夜過後即是光明）
「今日大家藉由站上這個舞台，提升外籍女性移工的尊嚴，為了美好的將來、為了親愛的家人、為了父母、為了孩子，也為了自己付出，因此我們在這裡一起爭取所有女性的權益，現代的卡蒂妮們，我們一起為了自己付出」，2017年筆者在東協廣場一樓金字塔舞台前，聽擔任台中的印尼女英雄日總召Pindy Windy用印尼文致詞，台下的印尼移工有男有女，擔任工作人員的印尼人穿著土耳其藍為主色的蠟染服飾。那是筆者首次參加印尼節慶活動，現場印尼多樣繽紛的傳統服飾與國歌齊唱，當下讓人感到震撼，是什麼力量讓這些海外印尼人團結在一起？
卡蒂尼這位在19世紀末的荷蘭殖民印尼後期，從事平權運動的爪哇女性，訴求讓印尼女性也能享有受教權，時至今日，卡蒂妮的意義又被賦予了什麼樣的詮釋意義與責任。筆者隨著好奇心開始認識印尼移工，聽得、看得越多，心裡卻也越多困惑，跨國工作成為移工，對這群在台工作的男男女女印尼移工們來說，現代卡蒂妮的意義是什麼，現代卡蒂妮的意義到底是什麼，這個選擇又讓他們/她們負擔或創造了什麼樣的生活。
我國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的印尼移工人數截止至2019年12月底約為27萬6千人，產業類與社福類各約7萬4千人與20萬1千人。當1095團隊在2018年10月與印尼友人於中爪哇沃諾索博（Wonosobo）閒逛，幾次遇到街頭小販以中文問候，表示曾去台灣工作過。國內媒體《報導者》曾在2016年與2017年連續兩年至印尼製作移工專題報導，分別於東爪哇外南夢縣（Banyuwangi Regency）與中爪哇的直葛市（Tegal）採訪，當地6萬人的村落Tegaldlimo，有8成女性曾經或仍在台灣工作，中爪哇的直葛市（Tegal）人口20逾萬人，每年有5千多人赴台從事漁業工作。
「外匯英雄」（pahlawan devisa）是印尼政府給予海外移工們的稱呼，宣揚其賺取外匯為國家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，但與越南相同這類經由國家正名且鼓吹的跨國工作，並非如此美好，其背後的國際政治經濟、階級、性別與家庭的結構，以及移工與結構間的互動，需要詳加探究。我們可以看到如同移工教育團體One-Forty分享一篇篇的印尼女性對自身未來的期許，Yusni自學中文八年下來，流利的聽說讀寫能力； Suwarni在台工作11年計劃回國與女兒一同至丈夫工作的城市租店做生意。
同時，根據我國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的統計資料，2012年至2017年期間，外籍移工申訴的性騷擾案件分別有232、319、346、316、289及278件；性侵害案件數則為86、64、65、49、42及40件。在2019年3月由「台灣移工聯盟（Migrants Empowerment Network in Taiwan, MENT）舉辦的「廢除／不廢除移工仲介制度」討論會，與會的印尼移工代表表示印尼仲介普遍超收仲介費，並且將政府規定的仲介費以銀行貸款包裝，讓他們來台灣後再按月償還，費用介於台幣12萬至14萬之間。在不同的事件之中，印尼移工處境似乎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徘徊，我們該把移工處境歸因於個人選擇帶動的命運分歧、亦或制度、結構限制下無法迴避的悲劇。
那些關於移工的正面、負面、積極、消極敘事中，移工們的主體能動性，展現於一連串的制度與文化衝突中，有移工帶著成功經驗返鄉，在母國重新開始新的人生；也有移工無法忍受剝削、性侵與性騷擾，因求助無門而選擇逃離工作；亦有移工在獲得社會關係連結後，成為捍衛移工權益的運動者。筆者團隊企圖透過我們的問卷與訪談成果，希望讓讀者們與筆者團隊一同重新思考現代卡蒂妮的意義，與正視跨國移工就在我們的生命裡。
為生活，只好離開
印尼是東南亞國家中最大的國家，其國土約191萬9千317平方公里，其人口數在2018年已達約2億6千萬人。雖然2018年印尼國內生產毛額10,752億美元，經濟成長率達5.17％，但其平均國民年所得只有3,927美元（約12萬台幣），儘管2015年印尼政府訂定每年的基本工資調升算式，為前一次最低工資+（前一次最低工資x（當年度通貨膨脹 率%+當年度GDP成長率%），但因2002年1月實施地方自治，最低工資調整的權力下放置各地方政府，故印尼33省的基本工資均不相同。
例如，2019年印尼基本月工資最高的地區位在西爪哇的加拉璜市（Karawang County）折合新台幣為約為9千3百元，而最低則是日惹省（Yogyakarta Province）僅有約3千4百元，兩地間基本薪資有近三倍的懸殊差距。印尼統計局2018年的資料顯示印尼的貧窮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約為9.82％，印尼的貧窮線門檻約為月收入34萬5千386印尼盾以下（約為750台幣）。因此許多印尼人不得不往海外工作。
根據世界銀行報告，2016年約900萬名在海外工作的印尼移工替國家賺取約90億美金的外匯，佔當年印尼總體國內生產毛額的1%。印尼海外移工的人數分佈上，馬來西亞佔總數的55％；沙烏地阿拉伯佔13％；台灣佔10％；香港則為6％和新加坡的5%，但其中有約430萬名的移工是以沒有合法文件的身份出國。
國家賦予的外匯英雄美名並非如此美好，除了前述430萬名無證移工因缺乏合法身份而帶來的風險之外，合法出國工作者回國時還可能因持有海外勞工卡而遭到海關勒索。外匯英雄的美名除了讓移工遭到國內海關勒索的問題，更多的是政府在移工權利保障上規劃與執行的政策意識問題。
印尼女性遠赴海外從事的家庭照顧業，實質上為高風險高壓力的3D產業（Dangerous、Difficult、Dirty），印尼現任總統佐科威（Joko Widodo）在2015年第一任任內，表示輸出印尼女性擔任家務工作是一種羞恥的行為，據此宣佈印尼將逐步落實零外傭輸出政策，並要求相關部會訂出明確時間表，但印尼非政府組織（Non-Government Organization, NGO），「移工照護」（Migrate Care）的創辦人Anis Hidayah，認為國家該做的應該是積極保障海外工人，而非限制工人的就業，限制女性移工的工作選擇是一種父權思維的產物。
從填寫1095問卷的69位印尼移工中，有36位表示母國薪資不足以支付家庭生活所需，40位認為不足以支付自身日常生活所需，而月薪5千元以下的人數共有49位，這份調查是在2020年1月所做。69位的移工中有38位表示在台灣的生活，幫助他們存到回印尼後的創業第一桶金，19位表達發掘自我與夢想實踐，薪資方面有51位表示足夠家庭生活所需，62位表示表示夠支付自身日常生活所需。對於這群「現代卡蒂妮」而言，跨國遷徙似乎是在為了家庭與自身需求間的一種嘗試。
印尼移工納多的故事：從杜拜望向台灣
「台灣的錢很好賺啊！」這句話真的適用嗎？與其說移工到海外是一趟賺錢之旅，筆者倒覺得是一路在付錢，付了仲介費、付各項合法規費、碰到每三年要轉換工作或續聘時還要付不合法的規費（俗稱買工費），還有為家人付學費、醫療費、付貸款、買土地、蓋房子。
納多，年輕有活力的印尼男生，90年代出生的他，成長於資訊快速爆炸的年代，出國工作的因素除了經濟壓力外，更多是對於異國文化的熱情與好奇心。在台灣工作邁入第7年，但也坦言韓國才是他的首要選擇，而在台灣工作這幾年下來，他不知道該不該鼓吹家人也來台灣工作。
每次見面，納多不時散發著自信與幽默感，當初他在印尼的文化之都梭羅（Solo）念大學，主修電子工程，但隨著父親糖尿病越來越嚴重，家裡開始售出車子、土地，2009年父親病逝後，整個家庭雖然不會太急迫需要用到錢，爸爸的微薄遺產還夠媽媽生活，但他還是決定先休學，他考量到弟弟還要求學，也很想要為自己先賺取一些錢以備不時之需，所以他考慮了海外工作。
在90年代出生的孩子，都不會諱言韓國流行文化的影響是很巨大，納多更是深深著迷著。但聽納多解釋著韓國聘僱制的名額管控，筆者一時無法理解這些嚴格的規範，也有著與他家人一樣的擔心。但納多只想好好投資自己，回想那段過程，他不斷拋出「他們很保守」的字眼來形容自己的家人。
原先為了去韓國工作，一度要鬧家庭革命，恰巧納多的老師推薦了一個杜拜石油公司工作。650多人在雅加達的君悅飯店（Grand Hyatt Jakarta）面試，僅錄取64人，納多是錄取名單之一。面試過程，沒有仲介介入，無需預付一毛仲介費，納多憑自己能力證明了他有能力去海外工作。在杜拜近一年的時間，每月薪資約為600萬印尼盾（2010年約2萬台幣左右）。但身體的突發狀況與職場衝突，讓他放棄升職回到印尼。講起當年的負氣瀟灑，納多仍手舞足蹈。
2011年9月，納多在7月從杜拜回來後，就開始準備下一趟的海外工作之旅。因韓國工作程序繁複，台灣相對簡易，納多在杜拜時已主動搜尋台灣資訊。他坦言花了點時間「努力愛上台灣」。從踏入印尼仲介公司起，一路至台灣工作，像是被丟進人肉市場給人挑三揀四。納多的能力與證書完全無用，仲介公司申請，繳交履歷表，仲介公司通知，繳交文件和預付款2千5百萬印尼盾（約台幣6萬3千元），在家鄉與雅加達間來回，處理文件期間也上些仲介公司的基礎課程與中文課「我會英文、還有相關電子工程學歷背景，當然不用上什麼訓練課程，其他人才需要上吧！」納多笑笑得講完後趕緊對我說「他沒真的講出來啦！」
預付款，名義上是移工可以預先繳交的仲介費，但據納多的說法，他們都沒有妥協的餘地，金額也跟你要被媒合的職種很有關係，如果申請的職種是工廠，那預繳款大多都要先付個台幣萬元起跳。預付款的理由是，母國仲介公司會協助其辦理出國文件、簽證，提供教育訓練、與雇主媒合等服務，因此移工須支付給母國仲介一筆「仲介費」還有「來台工作費用」，名目包括簽證費、護照費、體檢費和來台機票費用等。而多數移工無法於母國全數支付的情況下，移工會在「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」時，看到已預繳的金額和待攤還的貸款金額及債權人資料， 印尼政府在2004年起授權中國信託銀行(印尼)承辦印尼移工貸款業務，因此納多也是記得他拿到中國信託的繳款單，每月要付大約5千元，付了6個月，因此我們把納多的預繳款和後來攤還的貸款加起來的話，他總共支付了約9萬多元。
來台過程唯一遇到的考試只有體能測驗，仰臥起坐、伏地挺身、來回跑，然後面試時說出你的名字、年齡，然後大聲的說出「我準備好去台灣了」！只要繳錢，專業一點都不受重視，納多講起這段經歷仍直呼好誇張，為什麼沒有任何分級制度。在台灣生活，讓納多最無力的部分就是工作，無從挑戰生產線操作員轉成管理職，無從拒絕雇主想收仲介回扣而無端不續聘。
現在的納多偶爾北上與妻子相聚，偶爾跟朋友去工廠附近的羽球館打球、偶爾在宿舍玩傳說對決，一切與台灣年輕人相近的休閒，卻因移工身份始終有著看不見的天花板，讓他無法多想。
2011年11月他踏上了台灣的土地。現在的他已經是有兩次工作合約經驗的台灣工作老手，他也體會到幾次台灣基本薪資的調漲，他依然抱持著一股「投資自己」的衝勁和心態，他將一部分的薪水投資在台灣的印尼空中大學，繼續攻讀了一個大學學位、一部分投資在經營新婚夫妻關係上、一部分寄回家讓弟弟繼續念書。對於每個月僅能領到基本薪資的納多，他的所得已經盡量不零碎地切分和自我犧牲了，當然還是常常嚷著月底很窮，因為移工薪資結構本質上即是無調薪機制的，不太會隨著個人能力而調薪，總是只能跟隨著台灣的基本底薪浮動，然而生活開銷卻要適應著台灣的物價高漲。看著他們表面上跟我分享他們對家人完成的任務，猶如人生清單一樣一項一項在打勾，但我卻只想知道這些有得有失，對不同性別或身分的移工而言，他們要如何說服自己這一切是真的值得。
凱蒂的故事：成為自己的卡蒂妮
在女性的看護身上，筆者又看見另一種遷徙的樣態、愛家人、及最後終於可以有時間愛自己的方式。
凱蒂：「以前我看著姊姊在香港工作，總是拍照拍照拍照，放假好多，我心裡想我如果出國，一定不能選香港，要賺錢啊！」
這是凱蒂，今年32歲，2010年開始在台中南屯工作，照顧一名失智症阿嬤。現在的凱蒂並非透過仲介的服務而留在台灣的，而是由雇主後來直接幫她辦過來（意即直聘），有時候凱蒂想想這樣不錯，雖然有時也會想真的有問題的話怎麼辦？要跟誰說呢？
雇主、被照顧者和凱蒂發展出類家人關係，不願意看見她付了錢而得不到服務，但其實雇主一家人也無暇與她相處，她就這樣幾乎以獨自自立的型態帶著被照顧者做所有的事情、去所有該去的地方，因此她「卓越」的看護能力是建立於絕對的「信任」與「放任」。我們倆每次談到這點，都矛盾又尷尬地笑了笑，然而在辦理直聘之前，她如同其他移工一樣，透過海外的仲介人力公司辦理來台，也體驗過台灣這端那看似看得倒卻摸不到的仲介服務。
2009年，凱蒂21歲，甫結婚3年，學生時期很喜愛念書的她，雖然僅有高中畢業，但透過學校老師推薦，平常得以在小學教書，但教書一個月薪水大概台幣1千元，根本不夠家庭花費，因此還有在手機店打工。她計算了一下，當初在結婚第一年就有小孩了，所以每個月光小孩子的花費就大約落在台幣3千至5千元，那全家人就要花一萬左右。當時的先生在經濟及精神上都已不再投注心思在她和孩子身上，耕田的工作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。令凱莉很心痛的是，父親因為心疼她，還常常偷偷補貼她錢，父親總說著沒關係，每天都到市場賣天貝（Tempeh），那時凱莉的心裡面就想著乾脆像姐姐一樣出國工作，真的不想再拿父親的錢了！
凱莉看著姊姊寄回家的照片，那年代不可能常打電話，姊姊寄回來新加坡、香港遊玩的照片，讓凱莉認為香港休假太多，工作不能選香港，她要好好賺錢。海外工作要透過PJTKI/ PPTKIS （擁有國家執照的仲介公司），凱蒂當時沒過問姐姐與朋友，而是選擇詢問阿拉（Allāh），每晚衷心禱告，有一天讓凱莉夢到一間仲介公司，還有清楚的地址，就在她家鄉比較熱鬧的城市，隔天還真讓凱莉找到。
凱蒂準備好大頭照、戶籍謄本（印尼文：Kartu Keluarga，意即家人卡）、警察局申請良民證（SKKB）、還有隨便一張學歷都可以的畢業證書後，在仲介公司填寫了履歷表，隔兩天便去健康檢查，以及預繳約5千元台幣的仲介費。這筆費用是先生與媽媽幫忙付的。9月16日到東爪哇城市瑪朗（Malang）的仲介宿舍，凱莉對宿舍與教室印象都很大，有很多專業器具。不到兩個禮拜就被通知有工作，但卻直至隔年1月才過去，在此前間就一直上課一直上課，中文、煮菜、量老人血壓、抽痰等，上得凱莉好心急總覺時間好久，那些時間都是錢。
家庭類移工來台前需要通過考試，分成四區的教室裡，每區三位監考老師，考生按照號碼一組組跑關，分別是家事區、看護區、烹飪區與面試區。考試項目有換床單、洗廁所、扮演照顧者與被照顧者、煮當地料理等。考試整整花了5個小時。
但如凱莉所料到台灣之後只要吃苦耐勞就行。第一份看護工作，凱莉被丟在台灣後山花蓮的一座農家，沒有照顧老人卻與名冊上的被照顧者一起耕作，這完全出乎凱莉意料。三年下來沒有休假，不認識台灣社會，也沒法學習中文，僅有上下的勞雇關係與每月的薪水15840台幣。而每月還會被仲介扣9000元，連續12個月沒休假，也沒看過薪水，只感覺應該有存到錢。
三年名不符實的工作結束後，回鄉是面對名存實亡的婚姻，花了約1千5百元台幣親自跑離婚程序，但直至下一次出國工作前都還沒辦完。因為聽聞其他看護朋友不好的遭遇，凱莉第二次堅定地告訴仲介要選擇工廠工作，仲介答應媒合，凱莉也先預繳8千元的仲介費。結果仲介卻說沒有工廠工作，只有看護工作可以媒合，也不退錢。凱莉雖然生氣，但考慮不用再上課，可以有時間陪孩子與媽媽，就還是答應了。
2013年5月，凱莉來到苗栗工作，但照顧的阿公常常對她摸來摸去，在她強硬的反抗下，工作一個月後仲介就幫她換到了現在台中南屯的阿嬤這邊，一直到現在。
現在的凱莉從過去拼命想賺錢工作，到正視自己的興趣與想法。凱莉表示因為當初看到憔悴的阿嬤，如此沒有自信，她想著幫阿嬤恢復美麗，也因此重新定義了「照護工作」，她幫阿嬤畫彩妝、穿亮麗衣衫，遺忘的照護技巧也在復健過程中一次次地詢問復健醫生。照護關係的用心經營，也讓凱莉察覺休息與進修的必要性，除了上課、工作的時間，她也帶著阿嬤探索台灣各大旅遊景點。2022年是凱莉工作年限12年期滿，經歷過兩次直聘的她，卻也在思考是否提前回國。
當年那個不想再讓爸爸補貼的女孩，她始終有個遺憾，爸爸在他出國工作一年半後就離世了，她心裡面的洞一直很難填補起來。
每一位移工在頻繁、沒有間斷地海外勞動下，完完整整奉獻了她們的時間與智慧在一個個異鄉陌生的家庭或工廠，我們是否想過他們那些無聲的遺憾?他們又是如何再次站起？筆者沒有解答，僅希望移動為他們帶來的不僅是物質，更是洞悉自己內心想法的力量。
參考書目：
- Rodrigo A. Chaves, 2017, “ Indonesia’s Global Worker: Juggl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, “ A World Bank Indonesia Report. pp. 11-14.
- Zubaidah Nazeer, 2015, “ Indonesia will stop sending its women to work as maids overseas, says Jokowi, ” The Straits Times. 02/14
- 李美賢，2019，《印尼史：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》，台北市：三民，二版。
- 蕭晴惠 ; 林國榮 ; 蔡美華 ; 成之約，2017，〈韓國外籍勞工直聘制度及權益保障〉，《臺灣勞工季刊》。51期，頁40-49。
延伸閱讀：
責任編輯：杜晉軒
核稿編輯：吳象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