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到夢想的彼岸？尋找移工們的遷徙地圖
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
儘管許多越南、印尼移工離鄉背井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賺夠了錢能衣錦還鄉，但考慮到家鄉經濟活動有限、起薪不如海外，往往有的人即使回去了，還是再重新到海外打拼。
文：官安妮
文雄、阿山、納多與凱蒂的跨國遷移故事裡，反映出移工在面對母國的政治、經濟與性別，甚至是家庭等結構性限制時，他們/她們勇敢挑戰關卡的那一面。
文雄騎著他的重機在台灣上山下海，他的照片帶我們認識了不同的台灣；阿山在越南沒法實現的大學夢，經過了台灣8年的移工生活，阿山改善了家中經濟也考上台灣的靜宜大學；納多在台灣遇到他互許終身的另一伴，兩人回到印尼結婚後又再度來台工作，將薪水分配在夫妻、自我投資與母國家庭，一項項完成自己人生清單的規劃；而凱蒂從照護工作出發，扭轉對長者照顧的想像，除了主動增進自身的照護技巧外，也透過彩妝讓受照顧的阿嬤重新恢復美麗，兩人透過大眾運輸探索全台各地的旅遊景點。但他們的故事仍未完結，在台灣的外籍移工們最終仍得回去自己的母國。
在1095的問卷調查中，超過半數的的印尼和越南受訪者表示他們是家中經濟支柱，在這層意義上，返家意味著放棄在台灣的薪資收入，回到母國後薪資落差導致的家中經濟缺口彌補的問題，家人又是否會支持其返國的決定，不少已經歸國及即將歸國的移工朋友也曾經向1095成員透漏其焦慮，這些問題無一不讓1095成員們感到好奇，移工們做出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台灣的決定，在那青春歲月後返回母國的他們/她們又經歷了什麼樣的生活，是本文進一步想探索的重點。
1095團隊在印尼中爪哇博約拉利（Boyolali）和沃諾索博（Wonosobo）分別訪問了兩位曾到過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，羅娜（化名）與安蒂（化名）。她們兩位分別為印尼不同世代，曾前來台灣工作的移工。她們的返鄉經驗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印尼社會對於出國工作者態度的變化。
在故鄉的異鄉人：羅娜的故事
這是一場年輕移工們的返鄉婚禮，主角是我們的好朋友納多，及他的新娘銀娜，他們從台灣回印尼三周，準備完成人生大事。筆者擠身在女方銀娜家中的後台-臨時搭建起、可容納十餘人的廚房中，似乎村落中的所有女性都擠身在這裡幫忙，筆者一邊和各位大廚學習，也一邊打開耳朵、張開雙眼觀察大家如何各司其職地在準備這場年輕移工夫妻的婚禮。
這時筆者遇見了羅娜，一位外表約年近半百的阿姨，但她已當上阿嬤了，她也曾經是移工，自海外返鄉，已經超過10餘年。筆者察覺到，她始終小心翼翼地觀察我們這些台灣人，觀察這些甫返鄉回印尼結婚的同鄉少男少女，如何結交台灣朋友、如何互動，因為這一切都跟她過去在台灣的經驗很不一樣。
婚禮到了尾聲時的某一晚，我們終於有機會好好坐下來，聊聊她離鄉與返鄉的生命經歷。當初羅娜首次離鄉不是到台灣，而是到新加坡，如同大部分前往新加坡打工的印尼女性從事家庭幫傭，羅娜也是。不過從羅娜的回憶口吻中，可察覺她當時的澳洲籍雇主與家庭很尊重她、也努力培養她的外語能力，更因為她的外語能力優秀，讓她有機會進入公司裡面上班，短暫脫離幫傭的勞動生活。
在新加坡工作七年後，羅娜先是返回印尼，接著選擇在首都雅加達工作，那是前澳洲籍雇主為她推薦的一份需要她外語能力工作，但後來還是因為家中經濟因素，她在聽從同村莊朋友的意見下，再次踏上了海外勞動之行，前往剛以補充性勞動力為名開放外籍移工政策不久的台灣。
那年是1999年，那一年台灣的移工工作年限規定的政策延長，從原先規定的3年更改為6年。
對於那段在台灣短短一年的職涯，其實羅娜不願意多談，她直說好冷。筆者心想羅娜的意思是台灣好冷嗎？如果跟她的原鄉村莊比，其實她的村莊位於高地，比起台灣很多平地區域都還涼爽，那她說的冷是什麼意思呢？「那是一個很大的房子，老闆們都不在，只有我和一隻狗住在那間很大的房子」羅娜悠悠地說出她在台灣的工作環境，而她的工作便是不斷地打掃那間沒有人生活的豪宅，到處都是監視器的豪宅，她最後受不了這樣孤寂、隨時被監控的環境，而提早返鄉。
返鄉後讓她難以忘懷的海外技能是什麼呢？不是中文，因為喜愛問問題和聊天的她，沒有機會和真正的人練習到中文，但講起英文，她淡淡細紋的臉被微笑擠出更多細紋，自信的她坦言，她懷念當時的自己，那樣無畏，那樣勇敢地和不同國籍的人交談、工作，她很渴望再次感受那樣的自信，但20年前從台灣回印尼後，她還是選擇了傳統社會大眾期待女性的社會角色，她回到村莊、結了婚、生了小孩，一直從事農事工作，當村莊一戶戶舉辦婚喪喜慶時，她也前往各家的廚房去協助，如同她身旁的每一位印尼婦女都是這樣，但她變得不再開朗、不再善於交際聊天。
那一晚羅娜跟筆者分享一個詞，因為太過臨時，她在筆者手上寫下〝Rondo〞（實際為印尼語Rantau，為離家、出外工作之意。 ）。她說的返鄉身分會被同村莊的人冠上這個詞，那是他們世代對於海外勞工的稱呼，村莊會談論著這些從國外回來的海外勞工的一言一行。
婚禮隔天早上，原本村莊街道上搭設的婚禮棚子瞬間拆除，原本的街道露出，各家也都各自回到了生活崗位，而筆者也因為要參與移工夫妻納多和銀娜安排的其他行程，而無法一一和大夥說再見，羅娜在那一晚分享的一切、落寞的神情、抓緊筆者的雙手，至今都無法忘懷，筆者思考下一次能讓她用英語暢所欲言的時刻是什麼時候？她的家人、兒孫是否認真注視過這位女性？她的故事還有太多太多沒被傾聽。
返鄉後所產生的種種不適應，在每一個世代的移工中，會是以什麼型態呈現呢？又會過了多久才能化解，找到跟土地、跟人、跟自己的實質聯結呢？
你可能在其他篇文章或看到納多的故事，這次他因結婚而短暫返鄉，1095團隊就是來參加他的婚禮，因而結識羅娜。納多現在仍然還在台灣工作，「返鄉久居原鄉」，不在他與妻子的短期選項中，他們都直言不需要這麼快，那讓他們不願意回鄉的原因是什麼？
自2012年起，在台灣的外籍移工累計工作年限由原來的9年延長為12年了，在此之前，有不少移工返鄉後，在當地牛頭的遊說下，又委請仲介辦理假護照，用不同的名字繼續海外工作，而那些拚了命都必須要往海外發展的人，又對於「回家」抱持什麼想法？除了經濟因素，是否有部分原因是不願直接面對破碎的情感關係呢？是親情、是愛情也有與陌生土地的感情。
返鄉後的被接納與重生：安蒂的故事
在這趟印尼爪哇的婚禮之旅，筆者還有一個重要目的，就是去探望一個1095團隊的女性好友安蒂，4年前我們在台中公園的行動圖書館相遇。當時的安蒂聰慧、有自信，運用社群媒體和略帶文青風的圖文，吸引了在台灣的移工參與她假日的書攤活動。我們總是天南地北地聊天，聊原鄉與台灣的羅曼史和心碎歷程、聊女性在社會的壓抑、聊繪畫帶給她的影響、也聊心中理想的工作。
安蒂在筆者結婚前告假回印尼休息兩個月，雖然很難過她無法參與我的人生大事，但沒想到回印尼後的安蒂，也發生了她至今都不敢相信的人生大事。
安蒂回印尼後的一個月，她輕描淡寫地跟筆者說，如果仲介有順利幫雇主找到承接的看護的話，她應該就不回來台灣工作了，她前夫來找她與小孩，想要重新與他們生活，為了小孩她想給前夫機會，她也想觀察前夫的心意。當下的我其實是生氣的，我自私地不理解安蒂的妥協，試想已經分開多年且沒有行照顧責任的前夫，為什麼會回頭？居心何在？安蒂在台灣可以有很多機會可以大展她的繪畫才華，一回到家鄉會有機會嗎？當時我的腦袋不斷跑出負面、消極、替安蒂感到可惜等等的想法。
幾年過去了，安蒂持續在社群媒體更新她的動態，前夫正式變成她的先生，一對乖巧的雙胞胎已經上小學了，而且她與先生又孕育了第三個孩子。社群媒體讓我們之間維繫著友誼關係，我們仍然持續關心，但我始終沒有解除我當初的疑惑，因此在納多邀請我們參與他的婚禮時，筆者終於有機會實地探訪安蒂與她的家庭。
安蒂與先生開了一間網咖，安蒂成了老闆娘，回想這個萌芽中的事業，原本大學就讀圖書資訊專業的先生，畢業後就看中這個市場，慢慢籌備網咖的事業，但一直都做不順利。當安蒂重新和前夫在一起後，他們不僅成了彼此的事業夥伴，甚至住家和工作的網咖也設在一起。目前他們的網咖生意也算穩定，但來網咖的人會有誰呢？會有一直觀注樂透的人、來玩電玩的年輕人，因為店家跟住家連在一起，客人有時候會興奮大叫、唱起歌來，雖然剛開始小孩都很不習慣，但安蒂還是體諒先生這樣設計動線是為了24小時服務，夫妻兩人和偶爾來幫忙的人要輪班顧店、提供客人飲品，目前網咖生意一天生意大概可以賺到50萬印尼盾左右（台幣1千元左右）。
從言談中，可感受到安蒂從過往花錢買畫筆、畫框、買書的女孩，變成了以小孩為重、家庭為重的女人，每每聊天時她都逗弄著最小的小孩、一旁的雙胞胎哥哥姊姊也乖巧地在一旁傾聽媽媽跟外國人聊天，筆者向安蒂丟出我心中一些深層的疑問，小孩為什麼會接受先生？而她自己又為什麼會再次願意跟他共組家庭？
安蒂沒有正面回答，我們只是漫聊著回國後安蒂的生活，起初安蒂回印尼後，還是試著延續她這幾年在台灣的生活習慣，喜愛運動的她常常去爬山，雖然她當時答應先生可以探望小孩，但還沒正式與先生複合，FB上一張張運動褲裝的安蒂，率性可愛，試著重新贏回芳心的先生，也亦步亦趨地跟隨她一起去爬山、露營，安蒂一邊回想一邊莞爾，先生從不愛運動，在高山上身體極度不適下，還對她說了遺言，請她要好好保護自己跟小孩。筆者忍住不笑，心想可能就是這樣真誠的舉動，逐漸打動安蒂吧！
在台灣工作的五年時期，安蒂委請母親照顧小孩，因此小孩從小跟外婆的感情十分要好，天真的孩子們每當向外婆或安蒂詢問爸爸時，她總是和小孩說爸爸只是在很遠的地方工作，為的就是不讓小孩心中留下爸爸的壞印象，所以後來先生再次回歸家庭時，小孩都沒有排斥爸爸，很快地接納爸爸。聽到這邊筆者不禁感慨，安蒂的善良個性，讓長期海外工作的她跟小孩之間維繫著平衡，她還為小孩及爸爸間維繫一道未鎖死的溝通橋樑，讓小孩保有對爸爸的美好想像。
關於印尼移工的返鄉研究裡，論及爪哇母性社會下，女性移工的出走肩負家中經濟支柱的重責大任，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子女的需求依序排列，藉由出國工作滿足留在母國家人們的經濟需求，這不僅是表面上的薪資差異，同時也是爪哇社會對於女性的道德期待。
返鄉後，重拾與小孩連結的安蒂散發滿滿的母愛，再次與先生一起經營生活的安蒂展現了更從容的面貌，她說年輕時的他們的確太不成熟，都沒想清楚，現在的她更懂得如何在先生面前展現真實的自己。
「雖然自己的時間真的很少」安蒂苦笑地說著，她形容每天的行程就是圍繞著小孩與網咖生意，兩個大的上學後，就打理小的，晚上也都會不小心跟小孩子們一起入睡，每天每天就這樣過著，「我很想要有〝Me Time〞，現在只有洗澡時是Me Time，我每次都跟老公說洗澡時，不管哪個小孩要找我，我都不理，老公要負責」。面對這位妻子、是母親、也是老闆娘，筆者還是不免俗地問安蒂是否經濟無虞？還有可能來台灣工作嗎？安蒂還是不正面回答，但很激動地跟我分享一個讓她很有動力的存錢方式，她現在除了有一部分存款放銀行，也有用很陽春的方式存錢，她將一個用來購買新車的儲蓄錢盒，貼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車款，那個盒子目前只進不出，絕對不能輕易地從裡面拿錢出來！我彷彿又看到了那位很愛用畫畫跟我表達想法的女孩，不管遷徙到哪裡，她腦海中都是生動的圖像。
我們漫步在村莊中，珍惜著所剩不多的聊天時光，不少騎機車的居民看到我們是外國人，會和善地按下喇叭，我們則回應著〝Monggo〞（爪哇語「請…」之意）。我和安蒂都不知道下次見面會是什麼時候，扶養家庭的推力是推向我和安蒂相遇相知的重要因素，也是促使我們必須短暫分離的拉力，但願每一位海外工作後返鄉的移人們再重返家庭時，都能在密集龐大的情感關係中找到舒適的Me Time。
返鄉移工們的困境
即便印尼與越南皆有大量的勞動人口輸出經驗，國家也在政策與宣傳上賦予跨國工作正面的意涵，但社會看待性別的角色分工，能否輕易藉由政策口號扭轉卻是個問號。從羅娜的經驗裡，可以看到社會上對於出國工作者的標籤，村莊內時時刻刻的關注這些返國移工們的言行，使得他們得活得小心翼翼，羅娜也小心著觀察不同世代的同鄉海外工作者們。
那或許是曾經在海外翻轉過的階級與母國社會文化，兩者間衝撞的展現。外匯、新房、農地與學費等經濟面向中，隱含著階級議題，出走與返家帶來的改變似乎侷限在自身周圍，一但回到政策資源分配不及的母國家鄉，翻轉不再，再次離家出國工作，還是留在家中善盡角色責任羅娜的雙手與眼神，刻印在1095團隊成員的記憶裡。
納多將他在台灣薪水的一部分，用來支付弟弟的大學學費，聽聞弟弟想要休學出國工作的決定，使他氣到不願與弟弟說話。一代代的流動、回返，讓下一代過得更好了嗎？
印尼自1970年代，而越南自1980年代，兩國的勞動輸出政策皆有數十年的時間，勞務輸出給國家帶來的外匯收入，印尼為國內生產總毛額的1％，越南為6.4％。跨國移工美其名是國家英雄，那是一種形式上的修辭，但實質上卻是國家透過勞務輸出一方面賺取外匯，一方面也減低國內青年失業率對政權與社會可能的負面影響。被母國送出的移工們，母國是否又好好地思考該怎麼承接他們返鄉後的生活呢？
在顧玉玲的《回家》一書中，則描述了越南移工在海外工作後，返鄉修建西方式的現代新房，象徵著海外工作的成就經驗，成就的背後卻也是一則則家庭關係在離鄉期間破碎與修復的故事。「他被寵壞了，不會想，不知道我在馬來西亞、在台灣有多苦，捨不得花錢，捨不得休息，錢全存給家裡。只看到我拿錢回家，不知道我要賺這些錢多麼不容易。」出自於顧玉玲《回家》中的一章，越南移工阿雪表達對留在母國照顧家庭的丈夫凱文的不滿。
家人、親朋好友對當事人的海外工作經驗理解與本人經歷之落差，讓他們/她們返鄉之後與家庭的重新銜接充滿張力。安蒂在台灣工作五年時間，視訊成為連結她與母親、孩子的橋樑，也替她修復原先破碎的婚姻關係。與先生合開的網咖，是與住家結合在一起的商業空間，對照著乘載先生創業想法那一屋子的液晶螢幕、主機，滿布黑青色磁磚的廚房、浴室牆面仍留著幾面泥灰色。
畢竟返家之後，原先讓移工們離開的結構限制並未有太多鬆動，越南與印尼兩國雖然都有訂定基本薪資相關法規，但薪資水平仍與台灣有著約3、4倍的差距，且兩地都市地區的消費物價並不遜於台灣。
「能理所當然地返家，想必是個幸福的人吧！」與移工受訪者見面訪談，以及走訪越南與印尼，開始整理問卷與訪談內容，圍繞著移工的遷移過程之中，筆者心中不時的縈繞這句話。決定返家不容易，返家後為自身帶來的側目、職崖適應、身分定位更是不容易。
參考書目
顧玉玲，2014，《回家》，新北：印刻文學。
邱駿彥，2009，《外國人聘僱及管理法制研究計畫》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。頁38-4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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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：杜晉軒
核稿編輯：吳象元